一个文人在末世

前几天，《上海书评》上刊登了王培军教授的文章，《读<苍虬阁诗稿七种>》。主要谈的是清末民初诗人陈曾寿此前未被发现的诗稿内容，以及当时诗坛诸位大神对陈曾寿诗作的评价。文章很长，但止于诗与评，未谈其人。

王老师是上古版《苍虬阁诗集》的校点者之一。我闲来偶翻的，就是王老师的这个版本。后来，湖北教育也出版了同名诗集，收录得似乎更全面。

读古诗，能看出它体兼唐宋，对于绝大多数现代人而言，要求过高，近乎奢求。我们所求者，不过是感受文字，进而能感觉出一点点意境，已然很好。民初诗坛很多大家夸赞陈曾寿的诗，比如散原老人说其诗“沉哀入骨，而出于深微澹远，遂成孤诣。”郑孝胥则说“哀乐过人，加以刻意。”陈宝琛题其诗集有云“九京遗恨君能说，等闲花木有遗哀。”在汪辟疆的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里，陈曾寿位列“八骠骑先锋使”之首，是“天英星小李广华荣”……可见前贤对陈曾寿的诗作评价之高。

陈曾寿，生于1878年，湖北蕲水人，字仁先，号比较多，耐寂、复志等等，因家藏元吴镇画作《苍虬图》，极爱之，以之名阁，后号苍虬居士。

陈曾寿有家学，其曾祖陈沆，嘉庆二十四年的状元，后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。其诗“常有忧勤惕厉之思”。其祖父陈廷经，道光二十四年进士，做过内阁侍读学士。他爹陈恩浦在科场失意，赐举人出身，有个虚衔，叫中书科中书。这个虚衔其实也可以有低微的实职，但据说陈恩浦未出仕。

祖上杰出，陈曾寿在学业和仕途上也没丢脸，他在1903年中进士，从刑部主事，后调学部，后为广东道监察御史，但仍在京中任职。此时，武昌城头一声枪响，民国来了，陈家慌乱，先是举家回乡，但乡间土匪蜂起，一夕数惊。这时候在京城的陈曾寿也匆忙赶回来，商量后决定全家去上海避难。一大家，有四十余口人，按照其女婿周君实回忆，居留上海期间，生活还算过得去。

到此时，不过是一个传统仕宦家庭恰逢变乱，及其后的正常举止，无甚可观处。可一说的是，在上海期间，一群文人总想着复bi，前后奔走，一直到1917年张勋的辫子军，大伙儿以为大势已成，纷纷出来亮相。在十来天的闹剧中，陈曾寿获授学部右侍郎。张勋的逆时而动很快失败，陈曾寿只得南归。次年，侍奉母亲，在西湖边建房，并作久住计划。

远在西湖的曾经的朝廷才俊陈曾寿是个朋友人，喜欢热闹。他弟弟曾则说他：“兄之天性忠爱悱恻，又喜交游谈䜩之乐，沉酣日夜而不厌。所至之处，宾客满座，皆引以为相契，而无逆虞傲物之心。”陈曾则记录其兄的文字有不少，谈性格谈做官谈为人等等，皆可见陈曾寿不仅性格温儒谦和，朋友们都喜欢他，对钱财他也不太看重。

陈曾寿在沪杭的朋友圈，档次甚高。冯煦、朱孝藏、陈三立、沈曾植、郑孝胥、朱祖谋、况周颐……这里面有曾经的地方巡抚、布政使，有过去的礼部侍郎，也有词坛宗主、大家，至于陈三立，虽然没做高官，但在青年时代就名满天下。他们的共性大体有二，一是不接受刚刚到来的新世代，爱以前朝遗老自居。再是皆为大文化人。

此时的陈曾寿，人虽不在官场，但因为唱和交游者中不乏闻人，且还偶尔代人写奏折，紫禁城的消息他会不时知道一点，因而很上心，很是牵记千里之外那个有名无实的皇帝。有关陈曾寿早期与末代皇帝溥仪的交集，因为没读过相关史料，不好妄猜，不过就他后来留下的文字看，君臣是能交心的。这大约也是他一直忠于没落皇室的原因之一。

有一段时间，也就是1925年之前，陈曾寿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绘画上。他作画速度快，不拖拉，与他写日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习惯不同，无论尺幅大小，今天画今日毕。这些画作，小部分用于馈赠，大部分后来被他出售以补贴家用。画作中扇面尤多，也不乏大画。陈曾寿的画价中上，扇面三至二十元居多，佛像观音像略贵，大画润格可至百元。这个爱好保持了一辈子，在生活艰难时刻，有一技傍身，可勉强度日。

其弟曾则记述这个哥哥对弟兄们甚好：“于兄弟子侄亲戚，则友慈之意，老而弥笃”。兄弟怡怡，可以想见。

1924年，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，暂居天津租界。一团人趋之若鹜，溥仪也曾招陈曾寿为顾问，陈辞而不就，不过曾赴津门见过溥仪。其后的六七年里，其母病逝，加上杭州生活费用较贵，陈曾寿又回到了上海，以卖字画、教书为业，一直到1930年，经陈宝琛推荐，陈曾寿担任了溥仪妻子婉容的教师，也就把家搬到了天津。就日记内容来看，他与婉容相处得不错，婉容也很尊敬这位老师，在听讲之余，不时给予一点日常的赏赐。

倘若溥仪旅居租界，直到临了，那倒也罢了，甚至能造就一个废帝与一群遗老遗少君臣相得的佳话也未可知。问题是，玖壹八来了。

按照后来溥仪自己的交代，他对被废被赶是有意见的，也做梦有一天能再坐龙椅。因此，日本人计划扶植他窜逃东北的时候，尤其是郑孝胥、罗振玉等人在背后撺掇久了，溥仪难免飘飘然。

忠于皇室甘做遗老，与夷族勾连谋一己之私，这两者是存在巨大分别的。去东北，陈宝琛不同意，陈曾寿也不同意。但他们都没经得住溥仪的挽留。这两位，一个是皇帝老师，一个是皇后老师。按照溥仪自述，陈宝琛的教育对他影响巨大。而二陈在事变之时，基本把溥仪的后路给看清楚了，那就是和日本人鬼混，不可能有好下场。但溥仪依然醉心于日本人给他编造的一个幻梦中。

陈宝琛屡谏无果，最后走了。

陈曾寿留下来了，做了一个小官。满洲国小朝廷建立之后，权力再分配，陈曾寿做的是“内廷局局长”。这个小官主管祭祀、陵庙、医官、女官、皇家私产等等。此后十年（1932-1942），陈曾寿和他时多时少的家人，一起居住在长春。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提到二陈的次数不少，但他的一个判断，在事后看依然是误会了陈曾寿：陈曾寿对我大谈“建国之道，内治莫先于纪纲，外交莫重于主权”。所谓纪纲“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”，主权最要者是zheng令必出自我，总之一句话，我必须有权能用人，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。

幸好，陈曾寿留下了断断续续但总量不算少的日记，幸好陈曾寿的弟弟和女婿，也在这一段时间里为溥仪这个傀儡小朝廷服务留下了很多记录，都能证明陈曾寿也就是一个相对愚忠的文人，既无经天纬地的才干，也无操弄权柄的野心。

在东北十年，陈曾寿的日常主要是：绘画、写诗、下围棋、打麻将、与熟悉的三五好友应酬，以及很少量的所谓正经工作，比如在做祭祀活动的时候彩排、查看皇室私产、管管陵庙。在后期，他彻底辞职时，溥仪依然没让他走，而让他做了皇室教习，负责教育住在一起的亲贵的子弟读书。陈曾寿的棋力尚可，吴清源1930年代访问康德皇帝的时候，两人有过对局，陈曾寿负七子。

他的爱好还有：欣赏和摆弄菊花。他的经济来源除了薪资，还有绘画润格，并接受画作预约、写墓志铭，价钱均不低。以及偶尔的来自皇帝的金钱赏赐。而他的支出则是相当庞杂，除了养活一大家子人，还要不时汇钱给老家。但他并不善于理财，更不会钻营，因此即便混在傀儡皇帝身边，依然经常捉襟见肘，有一次回天津连路费都困窘，问皇帝预支薪水贰佰元，溥仪给了他三百。

就日记内容看，陈曾寿算溥仪的近臣，却不被倚重，有限的几次记录比较详细的对话，一般都是问文坛上的事，最近二十年，诗写得最好的是那几个啊？谁谁是什么家数啊？文章数谁最好啊？有空帮我整理和甄别一下紫禁城带出来的古画古书等等。偶尔，溥仪叫他做个命题作文，他也干得乐颠颠的，认真而不负圣恩。

陈曾寿自己觉得很是荣幸。这是很多做臣子的正常心态——总觉得自己很重要。

有一个好习惯，陈曾寿保持得不错，即不参与朋友或政客朋友之争。陈宝琛与郑孝胥不对付，陈曾寿几乎没帮腔。十多年日记里也就一两句腹诽，只不过在给溥仪的奏折里，陈曾寿常常痛心疾首，对郑孝胥罗振玉等人的野心直言不讳。他在诗坛名气不低，因此往来唱和者众，与散原老人、朱孝藏、陈宝琛、溥心畬等晚清大家都是交情极深。居京期间，溥心畬不仅送文房四宝，还直接送钱来周济。这林林总总都说明陈曾寿的为人温厚宽容讲礼。这在日记里也处处体现，对父母长辈出言必恭，对溥仪言必称上。

每年苏东坡生日，陈曾寿必召人雅集，诗酒唱和一番。

这些都说明他就是一个末世文人，有强烈的忠君思想，在变乱中他没太吃亏，也没占到什么便宜。他不写宏大的句子，不说惊人的语言，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。他的大多诗作，哀而不伤，虽自云学黄山谷学李义山，其晚年诗风，恰如王老师所说，更像陶渊明。有人壮怀激烈以死报国，他做不出来；太过苟且巧取豪夺的事，他也不干。更愿耽于写诗绘画，小小的宴饮即可令其满足，师友的盛赞胜过末世D王的嘉许。

一个不错的文人，不幸生在变乱的时代，赶上了历史，半推半就亲历了历史，仅此而已。1911年之后，中国经历了很多个时期，皇帝没了、军阀混战、抗战八年……陈曾寿却只有一个时代，护着自己心目中的皇帝，奔走前后，诗酒生涯。他一直活在君君臣臣的古代，不愿意醒来。

两大册《苍虬阁日记》读完，留个印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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